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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闫红
快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小姨带我和我弟弟去溜冰场，溜冰场的管理员，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他通过自己的办法，和我同样年轻的小姨搭上了讪。在最初几句言不及义的对白之后，他们迅速把话题转向了文学，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小姨，他刚刚朝小城的报纸副刊投了一首诗，正在等待编辑的回复。
我说了，这个年轻人是溜冰场的管理员，在那个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里，他负责用肉眼辨识，溜冰场上，像鱼一样飞快地游弋着的人们，哪些游玩时间已经超过了门票规定的一小时，并且上前把他们驱逐出去。这身份，使得他无法不显得粗暴，尽管如此，听着他和我小姨大谈文学尤其是诗歌，还说他在上海旅游时试图拜访巴金，我都没有丝毫违和感。
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谈文学的人不古怪，不谈文学的人才古怪，征婚启事上都要标注一句“喜爱文学”，否则就无法引发美好的想象，我见到有人还细化到“热爱李商隐”。
我爸妈要看每一期的《收获》《小说月报》和《人民文学》，在饭桌上谈王蒙和张贤亮，后来他们又喜欢上了余华；邻居家上高中的哥哥和上大学的姐姐更热衷于谈论朦胧诗，北岛、顾城和舒婷，他们家有一本封皮黑乎乎的因此显得特别朦胧的《朦胧诗选》，我借回家抄了很多首，现在还能记住其中的很多句子：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是你河岸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着你在历史的隧道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
不得不还回去时，无限惆怅。
有一天，我的堂哥来我家，带来他的一个朋友，和他一样，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在本市电力局工作。这位朋友听说了我对《朦胧诗选》的向往之后，说，他正好有一本，我可以到他们单位去取，他给我写了一个号码。
我将这视为来自成人世界的邀约，距离溜冰场遭遇诗人又有几年了，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对成年人世界，充满了探头探脑的好奇，认为他们一定在经历着一种更丰富更有意思的生活，但跟我父母又不同。如今我收到的这个邀约，还和诗歌联系在一起，我暗自惊心动魄，终于做足心理建设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一个声音甜美的女人告诉我那人不在，又不无愉悦地追问我是谁，我只好说，我是他妹妹。她笑吟吟地（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到）说，我没听说他有个妹妹。我无言以对，默默挂了电话。
我猜，这个女子一定是在爱慕着那个拥有诗集的年轻人，她心里很有把握，但还是对陌生来电有着温和的戒心，我猜想她性格斯文，长相和声音一样甜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办公室恋情，祝愿他们终成眷属。
我啰哩啰嗦地说这么多，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文艺气氛，我突然怀念它，是因为最近看了很多一些关于“文艺和钱”的文章。在最没有钱的年代里，我们自发地热爱文学艺术，如今经济发展了，居然有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钱，谈什么文艺”，这种问句是作者的反讽也好，自嘲也好，都说明这个句子在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现，在我们那个年代，还真没想过，钱和文艺有什么关系。
这个句式，还出现在关于“丑男”与“暖男”的问题里。有人说中国男人丑，就有人说，那是因为，再丑的男人，只要有钱，女人都能睡得下去；有人呼吁暖男，也有人问“没有钱的暖男，你会要吗”？我本来想说，有钱的男人，有冷暖之分，没钱的男人，也有冷暖之分，暖的总比冷的可爱一点。但很快，我意识到，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如今的时代，阶层感实在太强烈了。
在这个“小时代”里，美丑冷暖文艺不文艺，都是没有意义的，似乎，人们被分成两个阶层，有钱的与没钱的，或者说，有资源的与没资源的——大部分年轻公务员没啥钱，在婚姻市场依旧受欢迎。
只要手中有资源，就一定会被仰视被赞美——冷漠是酷；粗暴是气场强；没文化叫做直爽；王思聪的毒舌不管着不着调，都会招来一堆女青年自认他们家少奶奶；当年梁洛施跟李泽楷刚好上时，明说了她不喜欢帅的，她喜欢黑的、胖的，不高的，她没说那个前提，当然首先得是有钱的。
电影里还在演屌丝和公主的爱情，你知道它真的只是在“演”，假如说在当年诗歌可以装饰煞有介事的灵魂，现如今早已唾弃了它的人们，选用名牌服饰装饰自己的周身。最具文艺范儿的安妮宝贝，也会让她笔下的男人穿“价格不菲的白色衬衫”，住开满鲜花的别墅，给未婚妻送黄金龙凤镯，在文艺女青年那里，文艺范儿还是一份提升身价的嫁妆。
似乎，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阶层感更强的社会，会让人们更努力，更上进，更想要超越自己的阶层，从而制造更多的东西。但我还是感到，与它制造了那样强烈的阶层压迫感相比，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眼睛都像是自带二维码扫描，看一眼，就能够把你归类。我的女友是个高校老师，她跟我说起最近烂桃花比较多，还被某快递员示爱，这当然是个玩笑，我们也聊得哈哈大笑。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阶层意识，快递员的示爱，也不会显得这样荒诞吧？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托马斯被迫离开手术室，变成一个清洁工，照样艳遇不断，在当下社会，也许就会被人拟个标题叫做《骑着自行车去见情妇的有妇之夫》。
我不是肯定艳遇，我只是为自行车鸣不平。在我们那个年代，我看过一部电影，有个搬运工爱上一个女干部，朋友们都笑话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长得也不丑，挣得也不少，我比谁差了？
放到现在，这位搬运工只怕难再有这种自信，人们会称呼他“屌丝”“loser”“穷矮挫”……还会拎一拨人跟他们相对应：“土豪”“高富帅”……搬运工标榜自己挣得不少，但能跟富二代比吗？即使不能像王思聪似的，老爹大手一挥就先划五个亿给他折腾，但真的像刘姥姥说的，人家拔根寒毛比你的大腿还粗呢。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爸作为连级转业干部月薪五十二块，我妈作为工人只有二十八块，收入差别似乎不小，但大家都没什么家底，多那二十多块，若是有个贫困的农村背景，基本上也就扯平了。经济上无法攀比，倒空出大把时间来收拾自己的灵魂。
这是一。
其次，我老觉得如今社会人们这样急吼吼，也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们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有一种模糊的拉扯作用。一个兄弟三个帮，做父母的不会那么焦虑地希望孩子混到更高更安全的阶层去。如果不是执行如此严格的计划生育，中国经济是否会这样高速发展我不知道，但也许，人们能活得更从容一点，不会老惦记着超越阶层这件事。
这种阶层压迫感，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伤害。最底层的人会被轻视被践踏，混得还不错的，也要虚心做更高阶层鼻息下的屌丝，并时时提防着生活下降。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最糟糕的，就是前面说的，你不觉中接受了社会的规定，知道什么可以爱什么不可以爱。
你还不断被告知，哪些人可以文艺，哪些人不必变美，哪些人再温暖也没有意义。社会变成一副巨大的十字绣，每一针一线的走向，都早有规定。这可能，是我最不喜欢十字绣的原因，内容还在其次。
我因此觉得我在铁艺店里遇到的那个小老板有一种英雄气质。那是在四年前，我要安装几个铁艺窗户，本城太湖路上很有几家铁艺店，我随机走进其中一家。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不高，微胖，与我在装修过程中碰到的其他小老板唯一的差别是，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红楼梦学刊》。
作为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我没法当即确定是不是在这家定，看了几眼，就离开了，下次我再来，看见老板在翻读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若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也许立即就会和他展开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但当时，我只是继续跟他谈价钱，确定款式，付定金的时候，我需要在他的本子上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叫《误读红楼》？
我承认了，彼此却也没有别的话说，他优惠了一百块，这是在这个时代里，红迷之间比较合适的一种致意了。
窗户装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有时开车会路过他的小店，他让我想起老作家刘斯奋说过的一个典故，说是在古代，有个南京小老板跟他的同伴说，他要快点收摊，好赶得上去雨花台看落日。我不想用文艺范儿这种词来形容这类人，他们给我的感觉，都像是一座房子，面积不大，装修简朴，但窗明几净，玻璃杯有清晨带露采下的玉兰和栀子，看得出，是被认真收拾对待的居处。
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处房子，有的人占地面积大，有的人仅能容身立足，但不见得只有大的才值得花心思，小的居处，同样应该被认真对待。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日子，最终是你自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值得放进足够的美、浪漫和温暖，这些，应该是能够超越阶层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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