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文字作者=孔笑微
来源=2018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所有成功者的故事都难免被重新塑造，有时无意，而多半是有意的。
阿里巴巴的新闻官近期致力于让大家相信，马云退休的原因是延续初心，回归教育事业。对一位经历了伟大冒险与奇迹般成功的前英文教师而言，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影十分相衬，也为公司形象锦上添花。然而就在不久前，某次国外大学的校园访谈中，Jack Ma用流利清晰的英语，向主持人坦承: I don’t want to be a teacher that is the thing. (关键原因是我不想当老师)——因为在中国，“当教师的男孩子是被看不起的”。选择相信哪个故事，其实并不重要，二者一定意义上都是真的，只是被讲述出来的一瞬间，既被目光和话语所改变，又被对目光和话语的自我预期所塑造。
苹果公司与它著名的先知之间的故事，被讲述过的次数，几乎超过了硅谷群英传的总和。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他公司的故事比苹果逊色多少，而是苹果的传奇最富于代表性，理解苹果公司和乔布斯，对于理解发轫于加州小镇，继而席卷了整个时代的新科技行业而言，就像一把神圣的钥匙。嬉皮、叛逆、大麻、摇滚、车库，所有六十年代的文化精神与社会运动符号都在这里有所体现。一种本来是军工成果、“战争工具”，并且隐隐然指向集中和管控的技术，是如何突然改变方向，掉头汩汩无声地流向广阔的大众社会生活，被最细小的单位所选择，最终变成连最疯狂的预言家也难以想象的人类社会的新边疆？
技术改变生活之前，生活已经在寻找出路了。
自由的钥匙不在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强大引擎里
60年代美国最辉煌的科技成就无疑是以登月为高潮的外太空探索活动，当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留下那著名的“一小步”的时候，几乎全美观众都在怀念启动这个伟大项目的J.F.肯尼迪总统。然而，对加州喜欢在地下室、阁楼、后院车库里捣鼓一些电路板，偶尔不穿鞋套混进大学实验室机房的年轻人们来说，雄伟的空间火箭已经不可思议地过时了——尽管它能让人类从地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自主性（autonomy）比天文学（astronomy）更能带来更小范围、更为个人的切身自由与解放。“个人计算机被视为获得自由的工具…生产资料被劳动者占有而不是隶属于大机构势力范围，直接与60年代发生的每一件事相连”——“感恩而死”乐队的词作者，先驱嬉皮士约翰.佩里.巴罗如是说。
肯尼迪总统的另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在技术嬉皮士这里则遇到腰斩：他们愉快地接受了前半句，直接无视了后半句，然后耸耸肩膀回答说：“没错，自己动手！”。苹果的创始人——两位史蒂夫对此完全赞同，少年沃兹尼亚兹在中学里用闹钟和假电路板组装了一个整蛊的假炸弹，后果是在少年感化院蹲了一夜号子，回到学校时受到了全班热烈鼓掌欢迎。乔布斯则把能尝试的不着边际的行为试了个遍，从大学退学成了一个游荡的僧侣式学习者，学会了素食，去了印度探索冥想。他们都爱上了鲍勃迪伦的音乐，自命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精神的一代。
《叛逆精神》
（美）卢克·多梅尔 / 著
李永学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多年之后，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开学典礼上应邀讲话，这篇演讲将他布道式的魅力推向了淋漓尽致，并且贡献了两句立刻走红、成为新世代苹果青年口头禅的箴言：“保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Stay Foolish）”这两句话是乔布斯早年喜爱的杂志，《全球概览》封底画页上的结语，在同一本的内页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时代危险而勇敢的宣言：
“迄今为止，从政府、大企业、正规教育、教会等获得的微小权力和荣耀，成功证明了巨大的缺陷如何掩盖了实际收益。为了应对这种两难处境，一个私人的、个人的权力领域正在发展，一种个人的自我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并与任何有兴趣之人分享探险的力量，《全球概览》寻找和推广的，正是能促进这一过程的工具”。
他们找到了。
繁荣与反叛
如果在60年代“保持饥饿，保持愚蠢”刚刚出现时，存在社交互联网，它多半会激起集体反感甚至围攻，因为实在是太“不食肉糜”了。
五十年代的美国尚未远去，那是艰苦复苏和辉煌成功的时代，是牺牲与努力终得美好报偿的正能量励志故事。婴儿潮带动人口恢复增长，中产阶级崛起，消费社会成型，都离不开从二战中获得巨大解放与发展的大型公司。到1953年，全美20万家公司中的最重要的200家控制了国家财富的60%，它们提供了大量稳定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1950年美国新增住房150万栋，大多数是环境优美、面积宽敞的郊区别墅。于此相配套的是家庭汽车、新高速公路网络，以及石油工业和美元金融的繁荣。
另一方面，在幸福家庭的头顶上高悬着阴晴不定的天空：朝鲜战争的阴郁结局，冷战的开启，核战争的真实威胁，以及展露头角的民权运动暴力冲突，让刚刚身背消费贷款的美国人，更愿意躲进国家强大而坚固的外壳，也更加依赖大公司的臂膀，石油、汽车、军工复合体的巨头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就像通用公司前董事长威尔逊（也是美国国防部长）洋洋得意宣布的：对通用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
这是一个“碳基社会”法则统治的世界，以拥有的物质资源能力大小安排秩序，井井有条管理着一切，无论是登月火箭还是家用烤箱。
巨型计算机矗立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里，服务于测算导弹弹道或者交通网络之类的宏图大计，它低沉的轰鸣，会和披头士的摇滚乐，或者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嗑了点大麻之后的胡闹有任何关系吗？这更像是一种荒唐无稽、无中生有的需求，什么人会需要电脑？它和日常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哪一个家庭主妇或一家之主会有兴趣花钱买，更别提他们也远远买不起呢？
大公司也是这么想的。施乐公司（Xerox）研发部的负责人后来谈到当时那些疯疯癫癫的个人计算机极客（诸如著名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时承认：“我完全没把他们当回事，那都是些傻小孩儿。”个人计算机太小、太卑微了，没法负担起任何严肃与实际的事务。
而历史给出的解答，真的就是那么不严肃和不实际。1958年，第一款基于模拟电路计算器和示波器的电子游戏《双人网球》出生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专利属于美国政府，为此发明者得到了一本正经的国家奖励——10美元。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玩意儿会有任何意义。四年之后，耶鲁大学的年轻学生史蒂芬.罗素因为实验室的计算机拥有了一个显示器而雀跃，为了庆祝，他开发了一款基于数字计算机的显示屏游戏：《太空战争》（Spacewar！）。
《太空战争》是第一款成功和流行的计算机电子游戏，在可以接触计算机的高校群体里不胫而走，很快它的商业意义就被模仿者发掘出来。一家电子设备创业者雅达利公司开发了弹球游戏《乒乓》，一夜成名，雅达利公司也成为了新生的游戏机市场的领头羊，在这个小小的市场上发展起来。1974年，公司雇佣了第40名雇员——史蒂夫.乔布斯。
spacewar
乔布斯拉来他的朋友沃兹尼亚克，设计了一个“打砖块”的小游戏，这款游戏后来成为1976年最受欢迎的街机游戏。正值此时，《大众电子学》刊登了第一台搭载英格尔8800微处理器的小型电脑Altairs，沃兹尼亚克对乔布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装一台类似的，这样雅达利公司的那些游戏就可以在用户自己家里玩了。
1976年，苹果I型电脑和II型电脑相继诞生。
硅谷新左派与资本主义
就像扎克伯格创建Facebook多少出于对真实社交的沮丧，个人计算机在70年代的崛起，也是因为“碳基社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主要工业国宛如天启中的末日预言，“增长的极限”在知识界中几乎形成共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跨国公司的神话在衰退；另一方面，60年代活力澎湃的民权运动和文化反叛也正在陷于迷茫和分裂。
70年代的技术反叛者一直存在“科技人员共享信息的要求和企业家追求利润动机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塑造了硅谷很多著名公司的个性与文化，包括而不止于苹果。无政府主义或许永远是黑客文化的底色，但是新左派期盼的是造成社会变革——也就是从微软、苹果、谷歌到今天的诸多独角兽公司最喜爱的调门：改变世界。他们认为嬉皮士践行的是“进步的”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的方式表达自由意志，并且取胜。正如鲍勃迪伦大量出售原声现场音乐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从唱片公司获得百万美元的报酬，使他的声音传得更远。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对的，那么人们就会自由地选择它。
几乎每一个了解早期苹果情况的人都同意，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都没有把创立苹果视为一种资本行为，从完全商业角度他们都有更可行的致富方法，这是一种DIY的延伸，“做你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创办你自己的公司”，一种探险。
像苹果一样，硅谷的诸多小公司在创立时就强调伦理法则，带有“社会主义小天堂”的光晕，通过发给员工的股票期权和减少管理层级，营造出一种家族氛围，仿佛是一个盈利的公社。这些特点至今仍然对信息技术行业的管理文化影响深远。同时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是坚决进步主义的，拥抱全球化，欢迎不管来自世界哪一个角落的工程师，倡导不言而喻的平等权利和环保宗旨，并且是民主党的核心票源。
不过，资本主义不能逃脱核心规律是，做出最有利润的产品，而不是最理想的产品。乔布斯性格中有于此不谋而合的一面，他对钱的态度，早在印度旅行时就以毫不妥协的讨价还价让旅伴震惊。“打砖块”游戏成功后他跟沃兹尼亚克平分七百美元的酬劳，却只字未提因此获得的丰厚额外奖金。他拒绝像盖茨那样捐献出遗产，也近于滥用地使用专利保护。但他从不向商业让步的，是对完美产品的纯粹追求。这种固执使他一度几乎失去了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地被赶出了苹果，变卖所有股票，损失了接近3/4的个人财产；但也是这种固执保住了麦金塔士、Mac OS 和iphone的惊世骇俗，保住了伟大创新者和叛逆者的声誉。乔布斯尽可以是一位商业奇才，但是人们不会膜拜这种普通的神，像苹果的经典广告“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一样，他必须而且始终是——理想主义者。
硅碳混合物：一个现代的IT行业文化图景
2016年底，一种无比尴尬的气氛中，胜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终于被撮合跟他的死敌——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坐在了一起。除了是推特的狂热重度使用者，特朗普各方面都是一位碳得不能再碳的功利主义者，此时桌前就坐着声称要让用火箭把他送上天的埃隆·马斯克，每个公司都多少和他有过过节，苹果尤其如此。总统希望苹果把生产线撤回国内增加就业，希望苹果交出强制解锁iphone的方案——总之，所有苹果不愿意做的事。
马斯克与特朗普，以及康宁公司CEO温德尔·维克斯
然而生活究竟要继续下去。2018年，苹果已经蝉联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六年了，更是实至名归的第一科技公司，而乔布斯已经离开人世七年，他的形象正在步入与当年他仰望的爱迪生比肩的万神殿。同时，苹果也无可置疑地变成了当年那两位辍学青年嬉皮士发起挑战的对象：超级公司。
何止如此，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里，信息与互联网公司占了七家！七年前的的状元埃克森美孚已经被挤到了第十名榜末。 “硅基生物”上演了摧枯拉朽的逆袭，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过去的对手。
他们比当年的通用、美孚、福特与金融界的关系更紧密和繁复；
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垄断者，从技术到商业模式；
他们是无远弗届的全球性跨国公司；
他们占有了海量的数据和信息权力……
而且，当人们的目光越过硅谷，投向全球图景的信息科技产业，就会发现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硅谷的新左自由派理想更是像一个神话一样遥不可及和不切实际。 早期创业者和计算机极客们日以继夜狂迷的波西米亚精神，被巧妙地移植为996的残酷加班文化；特立独行的程序员们变成了“码农”，除了高薪只关心三十五岁时还能不能保住饭碗；本应提供客观结果的搜索引擎，从源头上以虚假信息的污染牟利，甚至犯下无异于谋杀的行径……
技术本身并没有创造出硅谷或者苹果，它们是文化和观念，对技术的召唤与拣选。
当反主流的文化，已经过于商业化甚至成长成了主流本身，还能反对什么呢？那种光华炫目的叛逆精神和实践信念，还可能存在吗？ 那种促使极客嬉皮士奋起反击的，把技术引向集中和管控，引向对自由思想的扼杀的担忧，还可能重临吗？
答案在风中飘。
好在人间还有鲍勃迪伦。
并且他没有去领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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