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甸区”改名为“知音区” 严重偏离文化历史逻辑

本文发表于2017年11月22日《证券时报》A3专栏版
最近武汉蔡甸区出了一个新闻，有人动议将“蔡甸区”改名为“知音区”，那份建议改名的提案在网络间流传的时候，我对这种严重偏离文化历史逻辑的做法深深感到忧虑。
西方谚语讲：玫瑰即使改作另外一个名字，也不损它本来的芬芳。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本身就是某人、某地的一个代号，依据现实需要更改名称，也是常有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地名一直是在变迁当中，地名的修改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历史逻辑，并不是任意修改。
这种改换地名的历史文化逻辑，浅显地说，就是三层：
一是为了调理伦理关系。
古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的伦理。为了避免冒犯尊长的名讳，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地名改变的情况。例如河南开封，在春秋郑国时期叫做“启封”，就是开启新的封疆的意思，西汉景帝刘启登基之后，就用同义词“开”取代了“启”，变成了“开封”。
又比如湖北咸宁，唐代宗大历三年开始设立，取名为“永安”，到了北宋太祖赵匡胤的时候，他的陵墓名叫永安陵，为了避讳于是改名为“咸宁”，和永安同义，永远安宁的意思。
还比如湖北蕲春、安徽寿春、浙江富春等地，在东晋孝武帝时期为了避开太后阿春的名讳，一度改名为蕲阳、寿阳、富阳，阳春意思相联，所以以阳代春；从这几例可以看出，古人尽量小心翼翼地改动某些字眼，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他们改名的初衷不在于改，而在于保留，一旦时过境迁，不需要再避讳的时候，重新恢复地名也非常简便。
二是为了促进民族和谐。
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观就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民族观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毗邻邻国地区域，地名中会出现大量的“镇、抚、绥、平、安、宁、靖、怀、柔、远、施、恩、威、遵、顺、宣”等字眼，比如湖北的恩施、宣恩；湖南的怀化、永顺；贵州的遵义、安顺；云南的宣威、曲靖等等这样的地名，无不是古老时代留下的遗物，记载了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服史和教化历程。
建国后，为了扭转这种带有高人一等和歧视威压意味的落后民族观，我国大量此种地名被更改，比如新疆首府“迪化”改成“乌鲁木齐”，内蒙古首府“绥远”改成“呼和浩特”，中朝边境的“安东”改成“丹东”，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成“友谊关”，废除天朝上国、君令天下、号令四方的霸道地名，改成体现各民族平等、推动睦邻友好的新地名，这就是我国在地名改革上的巨大时代进步。
三是为了提升文化内涵。
将地名中的普通字眼改为谐音的典雅字眼，会大大提升本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河南驻马店为例，在京广线没有开通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因为盛产苎麻，而称为“苎麻店”；京广线开通后，村庄变成了都市，于是改成“驻马店”，同音不同字，一下子就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村庄提升为金戈铁马的传奇之地。
再又如福建厦门，厦门原名“下门”，闽粤地区将江河入海处有山崖的地方，形象化地称为“门”，把北部叫“上”，南部叫“下”，“下门”的原义就是南边的海门的意思，但是不知何方生手将“下门”改为“厦门”，一下子从渔舟泛海的荒凉地带，提升为“大厦之门”或“华夏之门”的意思，变得含义丰富、文韵悠长。这可以说是我国地名变迁历程中，两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佳例。
武汉“蔡甸区”，是原来的汉阳县。在明清时期，汉阳府治、汉阳县治都在今天的武汉汉阳龟山脚下，后来城市发展，汉阳变成汉阳区，汉阳县便将县治迁往“蔡店镇”，后来汉阳县改为城区，为避免和汉阳区重名，改名为“蔡甸区”，从此斩断了和汉阳的历史文化渊源。
其中，把村庄集镇风格的“蔡店”改成有自然草甸美景的“蔡甸”，已经进行了一次雅化，这次改名无可指摘。但改名为“知音区”就很突兀，因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发生地，在今天的汉阳区龟山，和已经远迁到蔡甸的旧汉阳县没有任何瓜葛，如此改名，没有历史渊源，也不符合改名的历史文化逻辑，实属无厘头。
一个地方的名称都是经过长时间约定俗成的，一般都有特定的来历或含义，为大家所认可。历史上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例如新朝的王莽、隋朝的隋炀帝喜欢轻率地大改地名，有的反复变更达数次，下诏书必须写明新旧地名，人们才知所说何处。结果是扰民日深，加重了民众的不安和不满。
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划的改动，改朝换代的历史潮流，一直在推动我国地名的变化。对于地名，我们不可以抱残守缺、不知道变通；也不能不学无术、乱改一气。如何改地名，前人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给我们踏出一条清晰的路，总结出令人击节叹赏的历史规律，尊重这条规律，改换地名会皆大欢喜、人人点赞；不尊重这条规律，就会天怒人怨、谤声盈路。执政者不可不慎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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