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月入百万，每个人都活在欲望共和国

他们付出所有，最后得到的只有失落
每个人都活在欲望共和国
文/吴皓
本文首发于总第886期《中国新闻周刊》
《虚你人生》在广州纪录片电影节上放完后，观众问为什么英文名是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我回答说这部片子讲的不仅仅是直播网红的故事。通过描述这个近乎荒诞的直播世界以及沉迷于这个世界的一众人物，我想讲的其实是当代中国的欲望的故事。
2014年夏天第一次采访YY直播平台的女主播沈曼时，她就告诉我，她每天直播唱歌3~4小时，通过收礼物提成一个月可以赚20多万元，吓了我一跳（后来她收入最高时好像一个月可以赚到一百万元以上）。我问她主播怎么才会火，才会赚到那么多钱，她解释说这是一个三角关系：主播通过才艺或炒作吸引到很多屌丝粉丝，土豪就会来花钱刷礼物吸引主播和屌丝的关注，找存在感。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外都讲我在做的是个现实版的《黑镜》，因为直播世界里的每个人似乎都陷在虚拟的世界里，陷在一个金钱和欲望愈演愈烈的“饥饿游戏”里。他们付出自己的所有，到最后得到的只有失落。
直到有一天我和这部片子的另一位主角、25岁的当红男主播李先生聊天。他说他现在其实也很烦直播，做完直播后看电脑就跟看仇人一样，但他没办法，因为直播得到的收入在养着老婆孩子以及河北老家村子里的全家。“而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掉高薪工作去做这不赚钱的纪录片，你其实很自私？你的父母培养你那么多年，你本来可以赚很多钱让父母过好日子的，你现在这样他们一定很担心。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老李的这番话把我给问住了。我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在我的镜头前从不遮掩，但我很多时间在思考的是怎么去“理解”他代表的草根文化，怎么找到一个方式，借他们的生活把我想讲的故事讲出来。很多时候我是把他们当成观察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和我不同。
但我们真的如此不同吗？如果说老李做直播是因为粉丝的关注和钱，我做纪录片又是为了什么？
父母一直是反对我做纪录片的。小时候他们希望我能做个科学家，大了时代变化了他们希望我赚钱。一直到现在，每次我告诉他们《虚你人生》又得了一个奖，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奖金有多少？”或者：“你什么时候能回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唠叨得我受不了，干脆把摄像机打开拍他们。母亲直接哭着对着镜头说：“你为什么要做纪录片？你即使做出一些成绩，因为你这是纪录片，也没有什么前途。”
对于父母来说，培养出我这样一个儿子算是他们人生的一大悲哀吧。其实有很多年我是一点不让他们操心的，我的人生轨迹似乎也应该结束在“社会精英”这一符号上面。本科我是在中科大学的生物，去美国留学学的也是分子生物。后来不想做研究了，在美国读了一个MBA，去硅谷做互联网管理工作，然后回国在阿里巴巴工作过，全职做纪录片前最后一份工作是美国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的中国区总经理。
说实话，做互联网管理我是真喜欢，喜欢它前沿，有很多创新的机会。但即使那样仍然会觉得生活中缺了什么。有很长一阵隔一段时间就会问自己：“这是我一辈子应该做到头的吗？”
按照家人的说法，我是个“不安分”的人。80年代长大的人应该都记得内地刚开放那会儿对外来文化的狂热拥抱。高中我考上了成都七中，算是成都最好的中学，在那儿知道了生活里不只有课本，还有弗洛伊德、萨特、尼采、李泽厚、刘再复，还有迪斯科、霹雳舞和《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创作，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自以为是地指点江山。
那如痴如醉的三年到了90年代戛然而止，我也随着出国留学的热潮跑到了美国。慢慢地看到朋友们一个个安顿了下来，做研究的，转行读法律或MBA的，谈恋爱的，结婚的。作为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第一代新移民，你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但你的选择其实也多半局限于做美国的中产阶级。
而我那时最想做的，是驾一辆破车，像《在路上》里的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在美国四处流浪。
也许是80年代的中国让我的心完全野掉了。也许是我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我对谈女朋友结婚生子没兴趣，也对安安稳稳地做个美国中产阶级没兴趣。也许是我的不甘心——不甘心永远在美国做一个外来人，一个说英文磕磕巴巴、只会埋头苦干的模范新移民。
但我在美国没办法去流浪。我没有绿卡，只能在学校靠学生签证好好待着，周末去中国餐馆非法打工挣点外快，这样才能去酒吧，去旅游，去过一个“美国人”过的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读中文，拒绝和中国朋友交流，学习工作之余我疯狂补习美国历史和文化。直到我渐渐忘记了小虎队和童安格，以为自己是听着皇后乐队和琼尼·米歇尔长大的。
我开始在硅谷做管理工作，有了人生第一段稳定的恋情。那时我以为这样的一个“美国梦”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我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是我这样的另类难得拥有的。
而那个“美国梦”最后还是破灭了。爱人说你经常发火，说你既想做美国人又讨厌你想做美国人这件事，说你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有天晚上我喝伏特加又喝得大醉，黑灯瞎火地打电话给中国的家人。我说妈，我在美国住不下去了。妈听到我哭她也哭，她一哭姐姐在电话那边也跟着哭。妈说儿子你回来吧，这里是你的家啊。
一个月后我辞掉工作回来了。在美国折腾了12年后，我带着一点点积蓄回来了，和出国那会儿差别不大。唯一的不同是我不需要再担心签证的问题，担心语言或身份认同问题。
回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流浪，坐火车、汽车，从西安沿着古丝绸之路一直到中巴边境，一路慢腾腾地在西北游荡。一路看到了很多景，碰到了很多人，去他们家做客，跟着他们去新疆伊犁的山里背包徒步。
那次旅行虽然没有杰克·凯鲁亚克反复穿梭美国那样疯狂，也还是我这辈子最爽的一次旅行。虽然好几次汽车在沙漠里抛锚，外面刮着沙尘暴，拉肚子的我只能窝在车里忍着。那次旅行让我知道了，我这辈子最想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这种让你可以有新的体验、听到新的故事的自由。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我开始尝试着拍纪录片，把那些触动自己的故事纪录下来。也试着做过剧情片，但那个行业太需要钱来推动，搞得自己不自由。后来我被友善地劝告，还是回互联网行业老老实实赚钱吧。于是又开始做管理工作，但业余还是有时间就偷偷摸摸地拍。
2011年年底我离开猫途鹰，本来准备和朋友一起在互联网圈创业，突然想起有一部片子早就拍完但一直没有剪，就干脆给自己放了六个月的假剪片子。为了安心剪片，我临时从北京搬回纽约，就怕成天有人约你吃饭讨论创业赚钱什么的。
但真正开始按美国纪录片行业的标准来剪片才发现，做好一部长片没那么简单。六个月变成了一年，然后一年半。等《成名之路》全部完成后我问自己：我还回去赚钱吗？
那几年时不时总会焦虑——再不回去可真就回不去了。在互联网圈子我可以当老板，具体事务有下属来做，出门旅行住五星酒店，在家父母可以放心花你的钱；做纪录片经常是背着沉重的设备，拖着大箱子一个人四处游走跟踪拍摄，事无巨细都需要自己来操心，被拍摄对象不开心了会不让拍，故事的发展和拍摄的周期你都控制不了。
而且说实话，有多少人看纪录片呢？
《虚你人生》做完后，在海外走电影节、做发行，需要和媒体打交道，接受采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解释创作宗旨。西方主流媒体最近一两年开始反思网络，对网络文化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无处不在的网络让现代人反而越来越孤独，越来越限于价值观趋同的小圈子，越来越喜欢在虚拟的世界里去找寻满足感。那些记者们觉得中国的直播文化比美国的网络文化更超前、更极端、更可怕。
一位美国硅谷的名记者采访我时，不停地提示我用批评的眼光来评论电影里的人物。我反问她，难道这些人物的欲望不是真实的吗？他们对于名与利，情感与社会认同的追求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吗？老李和沈曼对于网络既恨又爱的感情， 和华尔街那些对做投行已经厌倦但又离不得放弃金钱和地位的人有什么区别？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们呢？如果没有这个直播平台，老李和沈曼们肯定还停留在社会的底层。直播确实给了他们“逆袭”的机会。片子里老李的铁粉小勇，一个18岁的孤儿，独自在广州打工，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女孩瞧得上他和他谈恋爱。如果没有这个网络，他岂不是更加孤独？
网络不过是一面镜子，映射着我们在现实生活里的欲望和行为，并将其放大。在中国，直播和短视频让草根的屌丝文化从底层浮上来，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挑战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在这种网络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情感都按平台的规则设计通过金钱在交易，而拜金也慢慢变成了娱乐内容的一部分。但这是直播的问题吗？
不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年纪大了就少了很多年少时指点江山的轻狂，会慢慢领悟自己是怎样一步步被家庭和成长环境所塑造，怎样在性格和欲望的拖拉下一步步走到现在。到了现在也还是会犹豫，会纠结——积蓄又花得差不多了，我怎么赚钱去付父母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去养孩子？下一部作品是做自己喜欢的题目，还是先找个能赚点钱的项目？
想多了也会很烦。烦了我就祈祷。不是对着什么宗教的神祈祷。祈祷的时候我会想着在伊犁背包露营时夜晚帐篷外的那片天，那些安安静静的星星，那座隐隐约约的山。
我祈祷的是别让我忘了那时呆呆看着这一切的感觉。
仅此而已。
（作者曾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后留学美国获Brandeis University生物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MBA学位。现专注于拍摄中国当代题材的纪录片，作品曾在全球众多电影节参展获奖。）
值班编辑：孙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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